而国企老总的收入水平一再暴涨（且不说那令人咋舌的所谓职务消费），民工收入长期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也是事实。

当房地产供给不足，房地产需求很足的时候，当然价就上去了。宪政是什么意思？宪政的意思就是社会上人们有能力、有力量保护自己的权力。

那么这个东西本身对中国有非常深远的重要的影响，除了影响历史也影响现在，影响现在中国的制度，也影响现在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就是人们会认为土地天经地义是国家所有，这个东西和世界上任何的宪政国家的人民思考是不一样的，在世界上任何宪政的国家里，人们会认为天经地义的这土地是私人所有，只有少数的土地由于特殊原因是国家所有。比如拿美国为例，美国国家公园是国家所有，美国有一些特殊的某些地区是在特殊情况下规定，那叫做国家所有。当时我就说，因为我之所以要重复我以前说过的话，因为我当时说的和现在发生的事是完全一样的，当时还没有出现现在的后果，我当时就说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半路收回去，因为它发现它会把经济打垮，第二种可能就是一定把经济打垮，就是说你一定想让行政限制房地产需求的政策生效，如果你一定要见到它生效，那你的代价就是把经济打垮，你要想让房地产价格下去，你的代价就是经济要垮，经济不垮下不去的。一面是内需足，就是对于住房的内需足，另一面因为经济学的最基本道理就是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了市场的价格，如果你有一面的需求足，那你另一面就是供给是不是足，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的供给不足，因为中国的土地供给是政府严格限制的，当政府严格限制土地供给的时候，它造成的后果就是房地产供给不足。进入 许成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房价 。

许成钢则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这只是表象。所以，这三个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事情。因为这种模式是由强势政府主导的威权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下的增长一定是依靠资源的投入，因为政府具有很强的动员资源和指定资源投入方向的能力，所以这样的粗放的增长模式就会延续下去。

吴敬琏认为，想要解决这种局面，就必须转变经济的增长模式。这种情况是不是不能改变的?我认为是可以改变的。那么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就以一个很简便的办法拿到了大量的低价土地。但是原有命令经济的遗产还大量存在，这就使得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够延续，并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寻租环境。

土地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说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掌握住这么大量的土地就使得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共识 。

因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提出来要建立法制国家，十六次代表大会又提出要提升政治文明，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货币的过量扩张，造成流动性泛滥，所以这是一个全面的改革，不是光靠金融体系本身的改革就能解决的。因为金融业有它的特殊性，特别是它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不完全市场，所以监管就非常的重要。吴敬琏表示，从实际状况来看，确实出现了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

两头冒尖愈演愈烈所谓两头冒尖，其实就是一种新体制和旧体制之间的矛盾。从最近20年的情况看，我们改革的难点和弱点都跟政治方面的改革密不可分。因为证券市场是一个高度的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所以要正常运转，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所以正确的监管路线，应该是严格执行强制性的信息对称制度。包括对加快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立、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农地改革等等，都提出了很多很有见地的意见。

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两方面。从东亚国家你可以看到，包括我国的台湾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但是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

从银行体系来说，中央银行提出的要实现利率市场化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证券市场的正常化，不光是证券部门就能解决的，它牵扯其他好多问题。

因为投资增加，产能就不断的扩大，而消费率降低，表明最终需求不足，那么就出现了在19世纪很典型的经济危机。在党和政府的文件里面，从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九个五年的计划的建议以来一直是把从粗放的增长模式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模式作为整个经济工作的主线。到了2010年中国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另一个后果是，因为行政权力、政府权力大量干预经济活动，就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寻租环境，因此腐败的蔓延很难制止，不管是用思想动员还是用严刑峻法。从宏观角度来说，跟监管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货币扩张。只有通过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化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还有就是银行体系基本上是国有的，各级政府在信贷的发放上其实有很大的权力。从1994年开始，政府就照这样的一个总体规划全面推进了中国的改革。

在旧的意识形态的解释下，认为腐败是市场或者说是资产阶级意识影响造成的结果，所以就加强政府的控制，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50人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发表题为：怎样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的主题演讲。

因此其中一部分人就变成了改革的阻力，而他们手中又有权力，所以使改革寸步难行。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人们形成了改革的共识。

另外一方面，原有命令经济的遗产还大量存在，这种遗产的大量存在使得现行体制不是一个很完善的体制，是一种统治经济和市场经济双重存在的体制。它最重要的特点是缺乏规则，缺乏完善的产权保护。所以从上到下，从国家的税务总局到地方财政部，到许多地方政府都要求参加试点。对于非人格化的市场来说必须依靠规则的执行，也就是说要靠法制。

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这一目标制定了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对我国市场经济系统的各个子系统改革的目标、改革的顺序、改革的进程和配套的政策做出了规定。其实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第一，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扮演主导的角色。所有这些改革加在一起，我国就能够在20世纪末期宣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已经建立。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前几年被短期效益所掩盖的问题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吴敬琏认为，原因总的来说是存在体制性的障碍，这些体制性的障碍主要有三点。

从微观经济来说就是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效率降低，产能过剩，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目标模式就是中国政府提出的要实现从依靠投资来驱动的增长，转变到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一方面是因为原来没有得到利用的，或者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得到了利用;另一方面，因为城乡分割这个旧的增长模式被打破，使得原来在农业或者传统产业中就业的低效使用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转移到了城市工商业或者城市中的比较高效率的行业，使得我国增长中的效率提高。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就要灭亡了，他分析的就是当时西方国家主要靠投资的增长模式。

政府掌握了土地资源和信贷资源，在资源配置中就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各级政府变成了经济的首脑，于是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表现就简化成了经济增长率。

从宏观经济来说就是消费需求不足，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再杠杆化，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通胀危险加大，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松也不能紧的两难困境，社会矛盾加剧。建立市场经济首先就需要建立法制。

由于经济上的贫困状态突然得到了改变，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家庭和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短期的利益。似乎最近中国证监会也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向这个方向前进。